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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烏云之前的幸福線

城市+梁堅|2015-02-26 17:18|174293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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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更多時候是各種符號的化身,而不是個地理名稱。
 
在解讀中國農民的時候,東莞被形容為中國農民工耳中最具知名度卻又最具悲劇性的城市之一。而當解讀中國富人的時候,東莞又可以被定義為擁有中國隱形富豪最多的城市之一。
 
批評中國發展路徑的時候,東莞可以被斥責為層次低端的加工貿易企業集散地。標榜中國經濟活力的時候,東莞又可以被追捧為“中國制造”、“東莞模式”的代表。
 
人們一邊慨嘆東莞的活色生香,一邊卻又指責它的誨淫誨盜。
 
這些說法越發深入,就越發陷入了偏執。過度的符號學解釋,使東莞從來沒有真正被外人通透理解,反倒因為紛亂的價值評判,而充滿了不可琢磨的懸疑。
 
城市與農村
 
通常觀察一個城市,理解一片地理,只要在這個城市尋找幾個切片,就能搞清狀況,但是在東莞不行。首先,我們就不能完全確認東莞在哪里。
 
東莞是中國少有的幾個不設區的市。也就是最近的五六年,東莞才正式依靠龐大而快速的造城運動逐步確立它的城市中心區。盡管如此,東莞實際上還是由32個鎮以及旗下數百個村莊組成的迷宮。
 
東莞的每一個分身都是中國千強鎮的成員,所以每個鎮從外表上看,都像是一座城。更多外人不知道的是,雖然它們都是中國不可忽視的經濟強鎮,但彼此卻存在千差萬別的發展形態。即使在經濟當量上,它們也存在著天淵之別。
 
如果準確地說,東莞,就是一個由32個發展極不平衡的鎮組成的城市。
 
“鎮”這個形態,在東莞又是個模糊的狀態。如果親眼目睹東莞許多鎮街的外貌,你會發現,雖然坐擁1000多萬人口,但在很多鎮的大街上,幾乎看不到人煙。大部分外地人口都寄居在工廠里。置身城鎮中間,我們也可以說,東莞大體上是由32個超級工業區組成的城市。
 
但這樣,仍然不完整。
 
因為你極有可能在高樓大廈群落的中間,發現一些小塊的農田。你還不能笑話這種獨特的景觀。因為200萬東莞戶籍人口大都是農民。而富裕的他們對成為市民并不期待。
 
這樣依然不夠完整。現在的東莞更像是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民營、外資的自由經濟野蠻生長,而東莞的32個鎮鮮有齊整的城市規劃,整個東莞看上去雜亂無章。然而這雜亂中偏又自然有序,一切都遵循著一條法則:方便生產。
 
有城市運營專家認為,身處廣佛、港深之間的東莞,更像是在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費城之間的新澤西,一個由中小城鎮編織成的城市網絡。新澤西通過大學建設和生態重建,變成了一個宜居城市圈。而東莞似乎正在走這條路線,幾年來投資了500多億元用于改善自然環境。東莞的官員更直接說,這是償還經濟發展欠下的環保債務。
 
盡管有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東莞的主政者已經決意要把東莞打造成一個宜居城市。
 
現在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幾年來各種有關東莞的觀察,總是不能令人信服。因為所有的觀察都沒有把東莞看成32個小城鎮。
 
如果觀察到厚街鎮的制鞋業受金融危機沖擊巨大,那絕對不代表塘廈鎮就蕭條。同樣,如果獲悉某個鎮缺勞工的信息,那絕不等于它隔壁的鎮就鬧勞工荒。
 
土地與水鄉
 
不過,東莞并非一直這么面目模糊。30年前的東莞,便是單純的農村。那個時候,東莞的北部是富饒的水鄉,河道縱橫、交通便利、魚鮮米香。而南部與深圳接壤的部分則是貧瘠的山區,窮得沒有飯吃。
 
改革開放,一切似乎顛倒過來。人人棄而不用的土地,突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在政府還沒有足夠人手來接收土地財政的時候,東莞數百個村莊的農民們自己把握著土地變成工廠的話語權。
 
這形成了與內地征地發展完全不同的城市化語境。在“法律”不彰的環境下,農民們瞬間富裕。30年后,東莞70%的土地已經城市化或工業化。30年前貧瘠的山區,因為有大量土地變身廠房,而成為東莞最富饒的地區。
 
傳統的水鄉,卻成為市場競爭的失意者。改革開放初期,水鄉的農產品,依然是香港市場上的搶手貨。當地人不需要工廠,依然溫飽。然而當人們意識到工業化城市化的南方更加富裕的時候,機遇早已遠去。
 
即使東莞的水鄉,想要跟上城市大建設的步伐,也有點力不從心。它們的土地不是單純的土地,而是被河流沖擊出來的沙土。要在沙土的地基上蓋起高樓大廈,就得從外部運輸土石。
 
過高的投入成本,使東莞水鄉的城市化成本變高,也就令更多城市化的投資望而卻步。
 
水,居然成為了一種阻礙。
 
東莞虎門,漁灣老碼頭,連接大海與珠江口的所在。63歲的霍伯駕著8匹馬力的小渡船在海中蕩漾。霍伯是典型的虎門漁民,一出生就在漁船上度過,如果在沒有海風聲的船艙里甚至睡不著。不過他現在一天撈的魚,也就能賺個十幾塊錢。
 
霍伯是東莞虎門最后2000多名漁民中的一個。這些從海洋歸來的人,又成為了東莞底層最貧窮的那一撥。漁民們最缺土地,整個漁區的陸地面積尚不超過一平方公里,因而在市場化的今天,沒有工廠可以出租。成年漁民90%以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很少有人能適應現代工廠的工作。為安置漁民,當地政府制訂了“零負擔”工程,新建的一批房屋可以安置無房戶和人均住房面積在18平方米以下的漁民。那里便宜但也逼仄。
 
漂泊與歸途
 
東莞并非想象那樣,本地戶籍人口都是富翁。人口與資本在這片土地上不斷漂泊流淌,才制造了東莞的奇跡。
 
事實上,東莞并非從改革開放之后才變成一個人口急劇流動的城市。它一直都在移民。早在清咸豐年間,東莞就有大批青年勞力被賣“豬仔”輸送到南洋。此后的百年間,東莞人不斷出走,這出走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其中尤以逃港事件為巨。
 
《東莞志》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錄: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特別是1970年代,香港缺乏低端企業勞動力,1974年,港英政府采取“抵壘”政策:只要非法入境者能躲過邊界的阻攔,進入市區得到居住場所或者與親人會面,便可獲得定居資格。
 
逃亡香港,成敗生死,只看膽量與運氣。直到1980年10月26日,不堪重負的香港終止了“抵壘”政策,從此取消了偷渡獲取合法身份的全部可能性。
 
移民的語境自此開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東莞逃出去,而是外面沖進來。
 
1993年,深圳羅湖口岸人潮洶涌,臺灣人張錫帆不敢放下懷里的小兒,只怕孩子被人潮沖散。他竭力摟著孩子,在擁擠的人群里站了三個多小時,終于挪進了深圳,而他的目的地是東莞。
 
兩年前,這個在金門服過役的國民黨老兵,被敵對宣傳浸泡了多年之后,來到未知甚至被稱為危險的“紅色大陸”。在東莞常平鎮一片荒蕪的雜草叢中,他的小工廠誕生了。那時東莞整個鎮街只有一部電話,一分鐘話費17元人民幣。可電話里經常只能聽到“喂喂喂”的聲音。打不起電話的張錫帆想到用傳真機跟家里與客戶對話。所以每張傳真紙能寫的地方都被涂滿。
 
創業開始時,他甚至多日沒有怎么洗漱,直到一個貨柜運到東莞,張錫帆的舌尖才感受到熟悉的牙膏味道。張錫帆大哭了一場。
 
10萬臺灣人,順著不同的路徑演繹類似的故事,一批批入境東莞,在商場上沉浮打拼。有人成為了富商,有人卻落魄到在臺灣的街頭賣奶茶。這些漂泊者成為東莞最獨特的群體之一。
 
與他們一樣,百萬內地的農民們在1980年代末,憑著老鄉的推薦、親友的拽扯,甚至是在廣州汽車站里陌生人的臨門一腳,跑到了東莞。
 
他們當中很多人甚至從不知道自己工廠隔壁幾條街的后面是什么樣子。但他們手中一個月攢下的票子甚至超過老家一年的薪水。
 
沒有黃金的東莞,最終因這1000萬漂泊的農民、10萬漂泊的臺商、數萬漂泊的港商的到來,硬生生溢出了黃金。
 
莞香與棉酒
 
有趣的是,工業爆發式的增長,卻讓東莞對自己的文化和記憶產生了恍惚之感。工業總是讓人感到粗鄙,充滿銅臭與原始積累的血腥。而30年前的農業記憶,卻具有田園詩般的情趣,更值得追憶。
 
目下的東莞,急切尋找新的城市精神與形象。而新形象極力規避“中國制造”的語意,進而追求宜居的元素。宜居是后工業時代的產物,所以需要極力蛻掉工業的皮囊。
 
追尋莞香的記憶,可以看作這個城市為自己的經濟地理重新定義的一個標志。
 
東莞的莞字,近日被網絡騷客上下折半給出了點評時事的靈機一動,事實上,這不過與一種名為莞草的水草和一種叫莞香的香料有關。莞草可以用來編結實的衣具。莞香則是莞香樹的一部分。作為傳統香料,它對富人具有強大的誘惑力。
 
莞草與莞香是東莞農業時代記憶中最主要的經濟產品。明朝的時候,莞香就遠銷海外。而囤積莞香的碼頭、港口,經歷了長期的演繹,終于有了個名字,叫香港。或者可以說,正是東莞哺育了后來的東方明珠。
 
東莞寮步鎮,牙香街。一條200多米長的小巷子,曾飄香數百年。史料記載,明時的寮步,每天交易莞香樹數量過萬,從廣州、香港來的客戶,排隊等候。所以當時寮步富甲一方。
 
但莞香在牙香街的輝煌未能維持到清朝晚期。一方面,西方的香水、香料漸次登陸中國,傳統莞香再無優勢;另一面,當時的清政府不讓近海的農民種植莞香,不許與洋人交易。莞香終于衰落。牙香街早已不賣莞香數十年。到2007年,寮步甚至已經沒有成片的莞香樹。
 
不過,為了追尋回東莞的記憶,現在的東莞再次大興香市。莞香樹重新回歸到東莞市里,并成為一種精神象征。
 
另一段記憶的淪喪,東莞人非常的惋惜。1914年12月16日,廣東大埔出生的紅頂商人張弼士率領40余人的團隊坐了20多天的輪船,踏上了美國舊金山的土地,參與當時的世界盛事—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這是華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參展。張弼士的張裕葡萄酒,以及茅臺、五糧液都分別獲獎。此外,東莞的棉酒也獲得了金牌。1988年,資深酒史專家劉景元在《中國酒》雜志發表的《1915•誰得了巴拿馬賽會金獎》一文中記載了這一獲獎名錄。
 
直到2010年世博會前夕,東莞棉酒的這條記錄才引發了東莞的關注與興奮。但這種酒與當時獲獎的一些官辦酒類一樣,完全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多少文字資料。我們只知道,東莞棉酒是在農事試驗場實驗成功的新品種。甲午海戰之后,晚清農工商部為挽救農業危機,建立了農事試驗場。實業救國的領袖張弼士還曾經用資金專門支持過農事試驗場的工作,但因時局紛亂,所有的農事試驗場最終都消散如浮云。
 
棉酒則再也不可能有張裕、茅臺的赫赫聲名。因為沒有人知道棉酒是什么酒種,所以工商部門一早就拒絕棉酒商標的搶注。
 
莞香與棉酒的共同遭遇,是東莞農業時代不多的商業漣漪。但它們身上附著的文化感覺卻令大富之后的東莞異常興奮。因為它們與當下過于生硬的東莞工廠文化相比,似乎更對未來的胃口。
 
一個問題也隨之而出,東莞極力塑造新的城市文化與形態,該如何跟過去說拜拜?這命題似乎也是為中國發出。王志綱先生曾如此評價東莞:東莞代表中國,好壞都是文章。
 
中國什么樣,東莞自然就什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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